1997年，我15岁，豆蔻年华，品学兼优，成绩一直名列全校前三，北大、清华和校长、教导主任的赞美似那红彤彤的太阳，每天在心头升起，灼热热的。正当我为考哪所重点高中而纠结时，5月上旬，全国教育制度改革了。大中专毕业生不再分配、不再安排工作。

“晴天霹雳”！书念得多，费钱不顶事，我从小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憧憬和抱负一夜间成为镜花水月。

当不了大学骄子，读个师范学校，像母亲一样当个人民教师吧。6月28日，香港回归的前2天，我参加完了中考，第一、第二志愿填的都是湖南第一师范，第三志愿随便填了一个。7月中旬，中考成绩出来了，我考了694分，总分720分。

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像无根的浮萍，东飘西荡，心里没有着落。那时，我家刚从年久失修的土砖房搬到离母亲教书的小学旁边才2年，一座花费3万多元买的红砖房。红砖房原是村里的办共场所，后公开拍卖。母亲以一个女流之辈，在那个年代，一次次举起竞价的牌子，硬是以高价从众多乡邻乡亲的明争明斗中，将房子纳为己有，令人瞠目。买房子的钱用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，还欠了外债。那时，母亲每个月的工资聊补家用略有剩余，远在广东惠州一家化工厂当搬运工的父亲节衣缩食，隔3个月寄回1500元用以还债。家境窘迫，我想读书的念头百转千回。

望眼欲穿后，乡邮递员终于骑着橄榄绿来了。结果令人失望。湖南第一师范大门紧闭，长沙航校却抛来了橄榄枝。录取通知书上的开学报到日期9月16日，一年学费、学杂费共计6575元。有心栽花，无心插柳啊，有总比没有强。母亲这样安慰我。

年少不知愁滋味，我开始盘算着去外地上学，得有一件新衬衣、一双像样的牛皮鞋。母亲也开始为学费奔忙起来，走亲访戚，东拼西凑。

到底是学费还差了一些，母亲终于忍不住说，要给父亲打个电话。那年月，村里没有电话，附近几个村子，只有一户家境殷实的皮货商家里装了一台电话。据说，打个电话得花去1斤多猪肉钱，还得排队。

吃过早饭，母亲就带着我出发了，4公里的乡村小道遥远而又漫长。等我们赶到皮货商家时，屋子里等着打电话的乡亲已有七八个，每个人手里拿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字条，屋子里充斥着一股呛人的旱烟味。打电话的人都按的免提，通话基本在吼，就跟骂架一样。

等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轮到我们了。母亲按照父亲提供的号码打了过去，电话那头是父亲所在化工厂的门卫值班室。门卫说还得去叫我父亲，要我们等半个小时再打过去。我们只好从打电话的队伍中让了出来，接着等。11点半，我们终于和父亲通上了电话。母亲简单说了一下我上学的事，并催促父亲想办法尽快寄2000元回来。父亲犹豫了一下，说只好先跟厂里预支几个月工资，并答应无论如何会在我开学前将钱寄回。母亲终于长舒了一口气，通话两次，电话费11元，贵得吓死人，母亲却笑着给了钱。

正午的太阳像着了火，乡间小道尘土飞扬，热浪滚滚。路过一家代售店时，我耐不住饥烤，央求母亲买蛋筒（雪糕）吃。1.2元一支，母亲买了两支。雪糕的冰爽和奶油的芳香真是美味无穷、沁人心脾，不到2分钟，吃完！而母亲手中的那支雪糕，包装纸都没拆。“好吃吧。这雪糕奶油太甜了，我不想吃。给，你慢点吃。”母亲一边擦着汗，一边把她手中的那支雪糕递了过来。我边吃边撕下包装纸，也许是我吃的太快，喉咙一下子冰得太厉害，吃完雪糕最上面那层的奶油，我就吃不下了，雪糕还剩下半截。吃又吃不下，扔了，母亲又会发现，我把它握在手里，慢慢地走在了母亲身后，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，顺手扔到了路边的稻田里。

那时，骄阳依旧似火。

多年以后，家境逐渐好了起来。家里添置了冰箱，每年夏天，父母都会批一些雪糕放在冰箱里。不经意间，我猛然发现，母亲也吃蛋筒（雪糕），还说，这奶油真甜。